美军登陆后，日本人为何比想象中还听话？麦克阿瑟一招拿捏命脉
1945年的夏天，当第一批美国大兵揣着枪，小心翼翼地踏上日本的土地时，心里头估计都在打鼓。他们被反复交代，要面对的是一群疯子，一群随时会抱着炸药包冲上来的狂热分子。可眼前的一幕，让这些准备好殊死搏斗的美国小伙子们，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。
没有想象中的竹枪和武士刀，反倒是成群的日本女人，挥舞着小手绢，脸上堆着谄媚的笑。男人们呢，更是把腰弯成了九十度，毕恭毕敬，那股子殷勤劲儿，活像是迎接自家亲戚。这转变也太快了点吧？昨天还在广播里喊着“一亿玉碎”，今天就成了温顺的小绵羊，多年来的军国主义教育，仿佛一夜之间就喂了狗。
这事儿就有意思了，到底是什么让一个民族的态度能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反转？
故事得从裕仁天皇那份著名的《终战诏书》说起。这份诏书的播出，本身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大戏。陆军里那些死硬派的少壮军官，压根就不想投降，甚至琢磨着搞兵变，把天皇“保护”起来，继续打下去。
可另一帮“识时务”的保皇派，脑子就清醒多了。他们知道，再打下去，别说天皇，整个日本都得从地球上被抹去。于是，他们连哄带骗，硬是把录好音的诏书盘，藏在皇宫的某个角落，躲过了叛军的搜查，这才在8月15号那天，成功地播放了出去。
当那带着浓重鼻音、夹杂着大量古语的“玉音放送”响彻日本上空时，大部分老百姓其实是懵的，听不太懂天皇到底在说啥。但“战争结束了”这个核心信息，还是传递到了。整个社会瞬间就像一个被戳破的气球，彻底泄了气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混乱。
那些平日里满口“效忠天皇”的官兵，转眼就成了强盗。他们冲进军需仓库，把能拿的东西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全都往自己家里搬。动作慢了，连口汤都喝不上。整个国家，陷入了一种失序的狂欢与绝望之中。
更有趣的是知识分子阶层。战时，他们是吹捧战争最卖力的鼓手，什么“大东亚共荣”，什么“圣战”，词儿一个比一个漂亮。战败的消息一传来，他们摇身一变，立马成了最深刻的战争批判者，痛心疾首，仿佛自己才是受蒙蔽最深的人。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所以，当美国人登陆时，他们看到的，就是一个精神上被彻底打垮、价值观全面崩塌的日本。自杀殉国？确实有，但远没有宣传的那么夸张。跟德国战败后纳粹军官的自杀潮比起来，日本这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大部分士兵在冲锋前，嘴里喊的早就不是“天皇万岁”，而是“妈妈”。求生，是人的本能。
那些从战场上，特别是从中国战场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士兵，回到家乡后的日子，可就没那么好过了。他们没有等来鲜花和拥抱，迎接他们的是家人的冷漠和邻居的鄙夷。很多人都无法相信，自己身边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曾经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这些残兵败将，拖着伤残的身体，找不到工作，被社会抛弃，内心的怨恨与自卑可想而知。
而普通民众呢，饥饿和贫穷成了生活的主旋律。战争把家底都掏空了，城市一片焦土，通货膨胀高到离谱，钱跟纸没什么区别。街上到处是流浪儿和孤儿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女性群体，她们被称为“潘潘女孩”（Pan Pan Girls），专门服务于美国大兵，用身体换取巧克力、尼龙丝袜和罐头。孩子们在街头巷尾玩的游戏，也从模仿打仗，变成了模仿皮条客拉客，嘴里念叨着两句最流利的英语：“给我巧克力”和“想见我姐姐吗？”
就在这种绝望的氛围里，美国人成了“救世主”。一船船的粮食和物资运到日本，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。这比任何说教都有用。日本人对美国的感情，迅速从仇恨变成了依赖，甚至崇拜。而这种崇拜，最终都聚焦在了一个人身上——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。
这位驻日盟军总司令，在日本的地位，说他是“太上皇”都一点不为过。无数日本人给他写信，寄礼物，甚至有女人在信里大胆表白，希望能为他生个孩子。
麦克阿瑟这个人，虽然不是什么日本问题专家，但他对日本人心理的拿捏，简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东方民族骨子里有一种自卑感，打赢了，会变得像孩子一样残忍；打输了，又会像奴隶一样顺从。他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日本。
他要做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给日本换一部宪法。原来的《明治宪法》，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是军国主义的根子。不换掉它，日本就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所谓的“民主国家”。
你敢信吗？日本现在这部和平宪法的草案，竟然是美国人用英文写出来的。一群美国军官，关在房间里，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就捣鼓出了一部将影响日本至今的根本大法。世界上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，宪法是由占领者用外语起草的。
这部新宪法，确立了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原则，甚至还引用了英国《大宪章》的条文。但它也做出了一个最大的妥协，或者说，是美国人埋下的一个最大的雷——保留了天皇制度。
在麦克阿瑟看来，天皇对日本人来说，就像一种宗教信仰。要是直接废了，怕是会激起民变，不好收场。留着裕仁，让他当个没有实权的象征，反而能更好地安抚民众，方便自己推行政策。
这个决定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。一方面，美国宣称要帮日本实现民主；另一方面，又保留了这个最大的封建遗毒。这就直接导致了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，始终含含糊糊，不清不楚。
为了让保留天皇显得“合情合理”，美国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“洗白”运动。他们联合日本政府，把裕仁天皇塑造成一个被军阀蒙蔽、热爱和平的无辜君主。说他为了拯救国民，整日操劳，心力交瘁。
其实战后初期，日本国内质疑甚至唾骂天皇的声音并不少。报纸上把天皇的照片P成遗像，孩子们唱着“把天皇的宫殿也炸掉”的歌谣。天皇的威信，早就一落千丈。
可在美国的精心包装下，天皇成了受害者，连带着很多日本人也觉得自己才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。他们只看到自己家园被毁，亲人离散，却选择性地遗忘了，在亚洲大陆上，有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而承受了百倍千倍的苦难。
美国的这种“双标”，在东京审判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为了保护天皇，整个审判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底线：绝不能牵扯到天皇。于是，很多真正的元凶逍遥法外。比如，在南京大屠杀中亲自下令“杀掉全部俘虏”的朝香宫鸠彦亲王，因为是皇族，被免于起诉，最后让松井石根当了替罪羊。
更令人发指的是，美国为了获取宝贵的生物战数据，竟然与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做了笔肮脏的交易。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，用数千名中国和苏联战俘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，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。可就因为他手里的那些实验资料，美国人给了他豁免权，让他安度晚年。正义，在国家利益面前，显得如此廉价。
审判到最后，真正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只有7个。大部分人，要么被无罪释放，要么没过几年就被假释出狱，甚至还有人重返政坛，当上了首相。
随着冷战的铁幕落下，美国对日本的政策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这个曾经的敌人，突然间成了对抗苏联和中国的“桥头堡”。于是，原先的“非军事化”和“民主化”改造，被一个叫做“逆向路线”（Reverse Course）的政策所取代。美国开始扶植日本的保守势力，打压左翼工会，甚至默许日本发展武装力量，也就是后来的自卫队。
对日本经济的复兴，美国人起初的设想，是把它打造成一个廉价日用品的生产基地，一个经济上的附庸。可他们低估了日本人的能量。
真正给日本经济打上一针强心剂的，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。美军庞大的军事订单，像雪片一样飞向日本的工厂。卡车、军服、弹药……这些“战争财”成了日本经济腾飞的“神风”。极具讽刺的是，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国家，竟然靠着另一场战争，奇迹般地崛起了。
当七十年代，日本的汽车和家电像潮水一样涌入美国市场时，美国人才恍然大悟，他们亲手养出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对手。
回头看这段历史，你会发现日本这个民族，有一种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。他们崇拜强者，并且会毫无保留地学习强者。明治维新时，他们学习西方，把自己变成了列强。二战后，他们拥抱打败自己的美国，又把自己变成了经济巨人。这种“拥抱战败”的姿态，与其说是豁达，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策略。他们可以迅速放下昨日的仇恨，只要能让自己变得更强。这种特性，既令人敬畏，也让人警惕。